看到秦始皇、李斯等法家对待文化、对待历史的粗暴态度,人们自然产生法家不重视历史的印象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通过对《商君书》、李斯有关言论和秦始皇言行的考察,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:
一、法家由道德入刑名,从思想渊源上说与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从历史中吸取思想营养,是法家的基本治国思路之一。他们对古今形势特点,有很深的认识,是在考察历史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基础上,来回答现在应该怎么办的问题。侯外庐先生说:“他们代表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觉醒的人物。”(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)麦孟华先生说商鞅据“社会进化之次序,而明其所以然之故”。“明法治之所由生,生于时势之所不容已”。(诸子集成本《商君书》附《商君评传》)都是很对的。
二、法家要对当时实行的制度进行挑战,就不能不对制度的起源做历史的考察,不能不对制度的永恒性提出质疑。这样他就必须先深入到历史之中,再从历史中跳出来,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往往很深入。师古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,摆脱历史束缚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。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于儒家是把三代等作为样板,作为现实的直接参照,而法家强调历史的变化,要从变化的历史中吸取为我所用的东西。他们强调“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”,“当时而立法,因事而制礼。礼法以时而定,制令各顺其宜”,是很有道理的。一般来说法家急功近利,目光短浅,但在对历史的动态把握上,应该说更接近现实的要求。
三、法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有两重性,持有一种又需要又恐惧的矛盾心理。一方面,他们要把历史作为自己的施政工具;另一方面,他们不愿意让别人掌握历史。他们一怕政敌以历史为根据非议他们的政策,商鞅和李斯在这方面有非常深的体会。二怕民众掌握了历史知识会成为新生大一统政权的离心力量。反秦斗争中六国后裔普遍受到拥戴,证明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他们采取的消极防范的作法是拙劣的,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,但这一政策恰恰发端于他们对历史知识重要性的认识。